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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學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縱觀古今華人文學在中國本土以外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學存在，一般劃分為三大板塊，即亞洲板塊、美洲板塊和歐洲板塊。由于本土以外的華人文學在各個板塊中的社會形態和存在環境不同，呈現出各自不盡相同的歷史進程和存在形態。在世界華人文學的全球格局中，美洲板塊中的北美華人英文文學，尤其是美國華裔的英語文學，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包括美國主流文化認同。北美華人具有雙重文化視野、雙重文化傳承，在英文文學中用雙重視角描寫出的中國形象值得深入的探討。一方面，這些中國形象表述著北美華人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態度和想象，另一方面也書寫著北美華裔在居住國的生活境遇、生活欲望和夢想。
　　本文擬從社會形象、種族形象、文化中國形象三個方面對北美華人英文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進行梳理分析，揭示出北美華人作家的文化認同和對中國及其文化的態度，同時加深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和反思，以便更好地促進世界文化的交流。

　　中國社會形象：從異國情調的國度到丑陋、腐朽的專制國度
　　異國形象是一國文學中對他國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它研究一國形象在他國的文學流變，分析異國形象產生的深層社會文化背景，同時折射出在他者身上的自我現象。“他者”是與“自我”相對的概念。最先發現“他者”價值的黑格爾認為，自我不是孤立存在的，自我只有通過他者才能達于自身，即自我意識源自他人的承認。西方習慣于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西方意味著理性、智慧、勇敢、進步、科學、秩序，東方則意味著非理性、迷信、幼稚、軟弱、墮落、停滯、混亂，這種二元對立將西方與東方對立起來，并使東方與西方互為他者，而且使東西方之間的關系在近幾個世紀中一直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狀態。用愛德華?賽義德的話說：“西方和東方的關系是一種權利統治和不同程度的復雜的霸權關系。”基于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所謂的“東方”實際上是西方人出于對東方的無知、偏見和獵奇而虛構出來的某種“東方神話”。法國學者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指出：他者形象“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在北美華人塑造的中國形象里有想像的成分和主體的欲望投射，體現的是北美華人的精神生活和現實生活的實質及社會地位。
　　1.異國情調的中國
　　異國情調實質上是主體對差異性的體驗和認知，法國著名作家維克多·謝閣蘭認為，“異國情調就是關于不同的概念，關于差異的看法，是對非自我的他者的認識。”異國情調往往以奇特的人文景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再現于作品中，表現出書寫者對異國的地理風光、奇風異俗等的好奇。由于北美華人作家介于中西兩種文化的中間地帶，中國是他們集體想象中的他者，是他們再現或想象的對象。他們在書寫異國情調時致力于刻畫中國社會的人性化的日常生活，向美國大眾介紹中華文明。早期的北美華人英文文學，如在美國用英語創作的第一位亞洲人李恩富自傳的《我在中國的童年》(1887)、劉裔昌的自傳小說《虎父虎子》（1943）、林語堂的隨筆集《吾國吾民》（1935）、黃玉雪的自傳體小說《華女阿五》（1945）作品中“東方理想化”的社會形象。
　　李恩富的《我在中國的童年》以自己的生活軌跡為線索詳細介紹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習俗，描寫了大量的中國社會現象，詳細地展示了中國如何養育嬰兒、房屋構造及家庭、烹飪、游戲和消遣、女孩子的生活、學堂生活、宗教、節日以及民間故事等。如，
　　上午十點鐘，飯桌擺好了；……每張桌子坐八個人，……長輩沒有坐下前，晚輩們是不能冒昧就坐的；就坐后晚輩會禮貌地征詢長輩是否能開始用膳，當長輩嚴肅地點頭同意后，早餐正式開始了。先喝湯，然后每人右手持筷，左手端碗，把食物扒進嘴里，間或從共有的碟子里夾肉、魚或蔬菜。但是每人只允許從最后靠近自己一邊的碟子里夾菜，越過盤子到另一邊夾菜是不合禮儀的做法。當一個人吃完欲離開餐桌時要向其他人客氣地招呼“慢慢吃”這是我們說“請原諒!”的方式。中國人每頓飯后都要洗手和洗臉。
　　李恩富從和平安康、融洽和美的中國式家庭圖畫這個側面描寫了中國社會現象，旨在向西方證明中國人與他們一樣是生活于文明之邦的民族。正如尹曉煌教授所說的“作者在書中為改善華人形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對十九世紀后期美國通俗文化對中國和華人形象的歪曲，有意識的進行了糾正。此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歧視性的《排華法案》（1882）之回應與抗辯。”
　　同樣，林語堂在《京華煙云》中展現的是中國上流社會高雅脫俗、情趣盎然的浪漫生活情景，姚家姐妹和曾家公子們閑時游山玩水，登臨泰山、泛舟西湖、中秋賞月、大擺蟹宴，集結詩社、舞文弄墨、吟風弄月、把玩人生；公子小姐和文人墨客間最常見的談吐皆為高雅的文學藝術文化，詩詞歌賦、哲學、書法、園林建筑、房屋設計裝飾等，也有日常生活百科、風俗習慣。
　　裹的一雙秀氣嬌小的腳是人愛的，……。小腳的美，出去線條和諧勻稱之外，主要在于一個“正”字兒，這樣，兩只小腳兒才構成了女人身體的完美的基底。
　　林語堂對中國婦女的纏足的美化與李恩富把纏足與歐洲貴族對名節的重視作比較：“所有體面人家的女孩子在那個年紀都裹腳。……中國貴族對于自己的名聲就如同歐洲最高貴的貴族一樣的自豪而加以精心地保護。”
　　有意識地把殘忍的裹腳風俗視為與西方婦女穿高跟鞋一樣的審美追求，大大滿足了西方對奇異的中國現象的窺探欲，也將中國社會中的糟粕理想化了。李恩富和林語堂對中國的表述明顯帶有粉飾美化中國的成分，呈現出的是充滿詩情畫意的奇異之國。
　　2.衰敗、停滯的專制國度
　　“凡按本社會模式、完全使用本社會話語重塑出的異國形象就是意識形態的；而用離心的、符合一個作者（或一個群體）對相異性獨特看法的話語塑造出的異國形象則是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形象按照群體在歷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導性闡釋將異國置于舞臺上，并將群體基本的價值觀投射在他者身上，表達對異國的怨恨、貶抑或批評的心態。對一個國家形象的塑造是同塑造者的本土和異域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緊密關聯的。北美華人生活在具有現代文明和先進發達的居住國，具有一種優越感，相對而言，他們的祖居國中國尤其在近代，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風俗習慣等都是衰敗、停滯不前的。國力虛弱、腐敗成風、內憂外患；封建專制與父權制社橫行，男尊女卑；外國的侵略，國內的戰亂；社會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貧困階級、衣衫襤褸的乞丐、風塵仆仆的和尚、街道旁替人寫文書的窮書生、山道上步履艱難的苦力、農田里拾麥穗的婦女和小孩，而且中國的衛生狀況非常差，城市街道擁擠不堪、污水橫流、惡臭沖天；中國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染上吸食鴉片和賭博的惡習，而且更多的中國人處在這些惡習中不能自拔。這些社會現象在北美華人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揭示。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畢業于美國大學的留學生容閎的英文自傳《西學東漸記》（1909）描寫清朝末年中國社會沒落王朝的腐朽、衰敗：城市蕭條骯臟、農村荒蕪貧瘠、交通落后、官府草菅人命、百姓生靈涂炭、愚昧無知、民不聊生。這些形象印證和強化了西方看中國的刻板負面形象，另一方面，體現出容閎的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 表達出他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希望中國富強的強烈愿望。
　　黃玉雪的《華女阿五》中，父親在家里獨斷專行，如同失去人性的暴君。湯亭亭在《女勇士》中控訴了“女娃好比飯里蛆”“寧養呆鵝不養女仔”及人物的行為等的重男輕女的現象。譚恩美的《喜福會》描繪了母親們遭受了或經歷了舊中國男權主宰下的女子不幸婚姻和戰亂帶來的苦難。吳靜妹的母親吳宿愿歷盡千辛，逃離了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來到美國；蘇安梅逃離了那個妻妾成群、爭風吃醋的腐朽大宅院；鐘林冬擺脫了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幸婚姻；顧映映逃出了那個埋葬女人一生的婚姻墳墓。
　　北美華人作品無論是書寫中國的異國情調還是揭露近代中國度的丑陋、腐朽、專制，無論是對遙遠古典中國的依戀還是對現實中近代中國的批判，其目的完全相同：改善北美社會中中國的形象，促進主流社會對中國的理解。華裔作家對遙遠古典中國的仰視，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并非野蠻而是文明之邦；對現實中的近代中國采取的俯視，間接表明華裔作家在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怒其不爭的心態和作為美國人的優越感，也可能表明他們希望落后的近代中國趕上先進發達的文明的一種期待。
　　種族形象：從馴化臣服的群體到追尋自我身份的反抗群體
　　華人在北美人心目中的形象經歷了一條漫長的變化過程。馬可·波羅發現了華人一大堆的可欽可佩的品質：極度聰明、持久勤奮、遵守孝道、愛好和平及堅忍克制等，賽珍珠在小說中展示了華人堅強、質樸、勇敢、與命運和逆境抗爭等品質；成吉思汗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形象：殘忍、野蠻、無人道、沒有個性、難以滲透、勢不可擋的數量、一旦放松便不可壓制等。這兩組形象在美國歷史交錯出現，表現出北美人“對中國人的感情在同情和厭棄、在父母般的仁慈和父母般的惱怒、在喜愛和敵意、在熱愛和近乎憎惡的敵視中游離”。據此，美國學者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R. Isaacs）將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分為六個時期：崇拜時期（18世紀）、蔑視時期（1840—1905）、仁慈時期（1905—1937）、欽佩時期（1937—1944）、幻滅時期（1944—1949）、敵視時期（1949—）。
　　北美華人宋偉杰把北美華人作家不同的寫作姿態分為三類，“順從認同美國文化，激進反抗定型化偏見和溫和批判西方對東方之誤讀”，從順從到抗爭到婉諷三種寫作姿態和策略，是對整個華裔集體經驗的艱難敘述。北美華人作品中眾多的華人形象有從馴化臣服的群體到追尋自我身份的反抗群體，從沉默失語的弱勢群體到個性張揚的英雄。
　　1.馴化臣服的群體 
　　20世紀的上半世紀，北美華人作品為獲得主流社會的承認，以遺棄自身華美文化的連續性為代價，具有謙和臣服的意味。《華女阿五》的黃玉雪很好利用美國給予婦女的機會，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作者以自己的現身說法向白人表明少數族裔的華人完全適應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能夠從美國民主制度中受益。
　　最早受到美國社會關注的劉裔昌的自傳體小說《虎父虎子》成為異族謳歌美國神話的一個典范和一個異族臣服者的聲音。作品中父子刻意追求心中的“美國夢”，使自己成為真正的美國人而故意隱瞞或遺忘自己在中國的過去：
　　有許多證據表明父親不是生于美國，但從我記事的第一天起，他就總是堅持認為他是。當之質疑他的公民身份時，他最為盛怒，他會脾氣暴躁地肯定道：“我是個美國人！”
　　李健孫的《支那崽》、《榮譽與責任》中主角丁凱的父親，一心想自己的上西點軍校的夢想在兒子丁凱身上實現，企圖全心全意地成為美國人。父親努力擺脫和忘記他失敗的過去，對第二個美國妻子言聽計從，成為一個溫順、沉默寡言的呆板形象。
　　北美作家為了取得平等地位，或迫于主流社會的壓力，或受內化了美國主流社會思想意識形態的影響，塑造出的這些華人形象故意隱匿或逃離自己族裔群體和文化，千方百計地為融入主流社會，成為美國社會臣服者。這些形象部分迎合了華人在主流社會中的溫順、服從、沉默無語的刻板形象。
　　2.男性傳統英雄的陽剛形象
　　美國學者羅伯特·康奈爾曾將男性氣質分為四種類型:支配（霸權）型男性氣質（在主流社會生活中處于領導地位）、從屬型男性氣質（同性戀男性對異性戀男性的從屬）、共謀性男性氣質（指那些支配型男性氣質不明顯又從支配型男性氣質中受益或潛在地支持男性霸權的男性）、邊緣性男性氣質（指占統治地位的男性氣質與從屬階級或集團的邊緣男性氣質之間的關系）。有色人種的男性往往在社會和文化上處于從屬地位而被邊緣化而成為邊緣性男性或共謀性男性，他們渴望成為霸權男性而構成對霸權男性氣質的一種顯在的或潛在的威脅。北美主流社會塑造有兩個具有共同特征的華人形象，邪惡狡詐的罪犯傅滿州和模范的少數族裔偵探陳查理。他們缺乏男性氣概，是“非性化”、被“閹割”的華人男子，也是從屬性、邊緣性的典型。如果說傅滿州是種族主義之恨的典型，那么陳查理則是種族主義之愛的產物。另外，一些華裔作家也對華人男性帶有成見，無形中加固、維護著美國對華人男性的偏見。湯亭亭的《女勇士》中沒有女性角色，譚恩美的《喜福會》中的父親是一個洗衣、煮飯、整理房間的家庭主婦角色，黃哲倫的《蝴蝶君》中男扮女裝的華人男子是個騙子。因此，一些華裔作家認為必須重構充滿陽剛之氣的華人形象，消解美國文化中華人男子軟弱無能的定型化印象。
　　趙健秀積極主張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資源重塑華裔英雄形象，抨擊白人種族主義的偏見和他們心目中扭曲的華人形象，同時批駁迎合白人讀者、強化華人男性陰柔、墮落的形象的華裔作品，如對黃玉雪、湯亭亭、黃哲倫以及譚恩美、任璧蓮等的作品。趙健秀的《甘加丁之路》（1994）、《雞籠中國佬》（1972）、《龍年》（1985），推崇中國文學史中的英雄關公形象，解構“傅滿州”和“陳查理”定型化典型，選擇挪用了關公身上符合作者需要的特征：高超武藝、慷慨大度、凜然正氣、仗義執言和不畏強暴。重建北美華裔歷史是北美作家以消解美國主流社會中的種族刻板形象是另一途徑。趙健秀的《唐老亞》(1991)通過“對抗記憶”重述了早期華人修建橫貫美國大陸鐵路的經歷，重現消音的過去，有力地抨擊了對華人形象的扭曲和對華裔歷史的篡改。徐忠雄的《家園》（1979）追憶了四代華裔的人生歷程和華裔祖先在惡劣的環境下的修筑美國鐵路的苦難歷史，重建了華裔被美國主流社會“隱藏的歷史”，揭露了種族主義的美國對華裔的歧視和迫害。值得一提的是受到趙健秀批評的女作家趙亭亭，她在《金山華人》中再現了華人被美國歷史故意勾銷了的艱難建筑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的歷史事實，展現了華人的英雄氣概：“一錘又一錘……就這樣一連刨了二十四個小時以后，工頭一量，又進了一英尺。錘聲日日夜夜地響著……”
　　趙健秀從自身需要出發重新詮釋關公，為華裔男性在中華文化中梳理出一個英雄主義傳統并加以改編，又跟徐忠雄、湯亭亭一樣，通過重寫美國華裔歷史而贏得華人的英雄形象，為華裔男性在白人主宰的美國社會重現男性陽剛形象提供了合法依據。
　　3.女英雄形象
　　與男性形象相似，主流社會一直有心狠手辣的“龍女”和“害羞蓮花”或“瓷娃娃”兩個對立的刻板華人女性形象。華裔文學專家Amy Ling認為: “美國亞裔婦女有兩種極端的滯定形象：一個是“龍女”（Dragon Lady）,相當于男人華人反面形象―生性狡猾的傅滿州（Fu Manchu）；她一邊吐著煙圈，一邊微笑著誘惑男人，同時也能輕而易舉地毒死他們。她既性感又危險。二是害羞蓮花（Shy Lotus Blossom）或瓷娃娃（China Doll）：嫻靜、小巧、順從。她笑時掩嘴，走路總是垂下眼睛，跟著她男人后面足有十步之遙，而最值得稱道的是她全身心地伺候他。”北美華人女作家為改變華人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做出了艱苦的努力。水仙花的短篇小說集《春香太太》（1912）中塑造了一個個命名為“苦力”（Ku Yum）的女英雄，她們具有同白人一樣的高尚品德，以消除白人的偏見，改變婦女的處境。這是對兩種漫畫式的婦女形象強有力的駁斥。《華女阿五》的黃玉雪的奮斗歷程、女性意識的覺醒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在爭取少數族裔女性權益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但身上表現出的標準中國女性式的謙遜和服從印證了北美人對華人的刻板印象。湯亭亭《女勇士》中的無名姑姑、母親勇蘭、花木蘭等等不畏強暴、敢作敢為的女勇士形象，尤其是通過作者的嫁接和創改，花木蘭從中國民間故事里那個被動、順從、傳奇、雄雌難辨的中國古代女子，轉型為一個有各種能力、積極主動、擁有男性力量、又有女性特征的華裔女性理想形象。譚恩美的《喜福會》的中國母親均具有既軟弱有堅強的性格，最終都毅然決然地奮起反抗，成功地為自己贏得了自由，為女兒找回了自我。《灶神之妻》（1991）的溫妮思想解放，敢于沖破社會的清規戒律，批判人人敬畏的灶神爺，鼓勵女兒與命運之神抗爭。這些華裔女性的英雄形象有力地駁斥了中國婦女陰險邪惡、卑賤低微、安于知命、受人擺布、不知抗爭的定型觀念。
　　北美華人女性文學從女性自身經驗種族身份出發，把寫作視角對準種族性別歧視的西方和中國傳統的男權文化，塑造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華裔女性形象。這些形象是挑戰、解構和顛覆男權話語和東方話語的有力手段，與男性作品中建構的男性陽剛形象一起建構了新的中國人形象。
　　文化中國形象：理想化的、惰性的、包容開放的文化中國
　　一般說來，文化結構分為四個層次：即涉及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的“物態文化層”，指導人們行為和相互關系準則的“制度文化層”，關于人們約定俗成的習慣和風俗的“行為文化層，和表示人們的社會心理、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文學藝術作品的“心態文化層”，其中第四個層次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華部分”。如果我們將這四個層次分分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兩部分來理解的話，形而下的文化主要指一個特定的群體的傳統、習俗、禮儀、禮節、飲食等基本的生存方式，包括“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和“行為文化層”三個層次，形而上的文化則是文化的精神內涵和價值內涵，主要指一個民族或社會的知識、價值、觀念、思想等精神層面的存在和形式，即“心態文化層”。
　　華裔作家和作品可以說具有兩重“他者”身份：對白人文化和讀者，他們是一個具有濃郁東方國度色彩的他者；對中國本土讀者和“忠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華裔作家或批評家來說，他們則是洋溢著美國現代味、對中國文化有誤讀和曲解的他者。由于身處兩種文化的邊緣，北美華人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他們的書寫能夠在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反映出了對它們從依戀到逃避再到回歸不同的態度，呈現出不同心態的文化中國形象。
　　1.理想化的文化中國
　　生存于中西文化的夾縫中的林語堂通過對中美文化的優劣進行了比較，發現中國文化的精華在現代社會依然可發揮巨大的作用。《京華煙云》、《唐人街》呈現出一種寄托了他自己文化理想的形象圖解。形象服從的不是寫實定律，而是民族想像的有效性和合乎邏輯性。林語堂在形象的背后，隱含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的珍視情懷，并為西方人建構一個有深厚文化依托的中國形象來打量他生活的美國。林語堂在《京華煙云》上、中、下三卷的標題下，分別用了莊子的《大宗師》、《齊物論》和《知北游》的三句話作為題旨，闡明道家的思想：天地之間，唯“不見動靜形跡”的“道”之長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與死、禍與福、物與影、夢與覺、是與非等各種現象，都是“道”的物化現象。全書彌漫在道家精神所籠罩的“循環”“超然”“淡定”的氛圍里，展現了“浮生若夢”的人生狀態。同時，整部作品著力描繪了儒家社會秩序下的日常生活習俗和中國社會的等級與秩序，呈現的中國文化的“傳統性”———道家的超然、賢達出世精神和儒家的中和淡定的入世生活相結合。《唐人街》的老杜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在湯姆的視野中，美國是偉大的但是有缺陷的，身處美國的林語堂來說，美國是“自我”的寄身所在，中國是作為“他者”存在的，美國只有因為有了中國這個“他者”而顯露自身的缺陷。林語堂正是借助于“自我”與“他者”的游移建構他心目中的中國形象。考慮到現實中國的弱勢地位，他極力強化“文化中國形象”，并以文化中國的理想來解構現實美國的優勢，尤其是優勢背后隱藏的精神危機。因此，他把古老而優美的中國形象當作現代美國的一個鮮明參照系統，希望從中國傳統文化尋找拯救西方精神危機的出路
　　華裔作家李金蘭的《大明所建之屋》（1964）延續著林語堂等北美華人作家寫作路數，描繪了華人各司其職的家庭成員、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人們和平相處的遵守儒家道德規范、信守道家處事原則高度理想化的家園，塑造出一個與美國不同的他者形象。
　　趙健秀的《唐老亞》為了批駁美國主流文化對華人的排斥和妖魔化的歷史，在中國古典文化的英雄敘事中，在《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中的英雄豪杰李逵、一百零八將和關公身上找到了理想化的中華文化的陽剛和完美的儒家人格。凝聚在他們身上而為人敬仰的忠、義、信、智、仁、勇，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理想，并為中國釋教、道教教義所趨同的人生價值觀念。
　　中國文化、唐人街在北美華人心目中，帶著香格里拉的神奇與芬芳，剛健有為、剛柔相濟，是有著強健的生命力的鮮活形象。
　　2.腐朽墮落的文化中國
　　由于沉浸于主流社會文化里，北美華人容易用內化了的西方觀念來評判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是封閉壓抑的、僵化的、墮落的，隨之疏離、拒絕、反抗中國文化傳統。華裔的第一部英語自傳《虎父虎子》的作者對中國的一切感到厭惡。“對劉裔昌而言，中國的事物都令人厭惡、無法接受，而美國的事物卻令人神往、無法抗拒。中國是落后的象征，而美國卻是現代化的象征。”
　　黃玉雪的《華女阿五》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完全失去自我和自由的中華文化的犧牲品，一個飽受家庭文化欺凌的弱女子形象。湯亭亭的《女勇士》中羅列的中國傳統文化符碼：吃活猴腦、飲烏龜湯、絞臉裹足、招魂祭祖、武術氣功、歷史傳說、民間諺語、唐詩宋詞；花木蘭、孟姜女、蔡文姬、岳飛、關公等等，像中國織錦一般充滿了富有文化的神話故事。然而這表面喧鬧的中國文化符碼暴露出作者理解中國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使得曾經鮮活的唐人街文化漸漸地成了“文化化石”———滿眼的文化符號、異國情調，卻缺少鮮活的“文化傳統”，如同趙健秀的早期作品中所揭示的失去生命力的唐人街文化。趙建秀的《龍年》中父親是一個儒家思想觀念下的父權制的典型，一心期望自己和兒子弗雷德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不顧兒子的真實需求和精神追求，以橫行霸道的專制作風扼殺了信奉民主、自由、平等美國價值觀的兒子的才華和理想。雷霆超的《吃一碗茶》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父權家長專制制度下對婦女的蔑視、華人的面子觀、婚姻觀，以及個人與集體的關系。
　　沉悶的家庭因中國式的愛而痛苦的敘事是華裔作品常見的主題。伍慧明的長篇小說《骨》圍繞著“骨”這個意象表達了華人對家庭和愛的沉重的責任感。“契約兒子”把“契約父親”的遺骨幫忙送回中國安葬的職責和母親對三個女兒無私的愛使得家人背負上了沉重的枷鎖，導致家庭成員紛紛逃離家庭，逃離唐人街。雷祖威的《愛的痛苦》描述了母親與同性戀兒子之間的愛的情感債，表明了標題所暗示的感情強烈的愛是痛苦的意義內涵。
　　北美華人作家對中國文化的展示與批判，一方面，揭示了主流社會文化對少數族裔文化的擠壓，反映了華裔在主流社會的邊緣的自身文化身份和尷尬處境；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中國文化的落后、壓抑的一面。再者，可以看出，要得到主流社會文化的承認，華裔既想對中國文化疏離又不得不加以利用的矛盾心態。如《華女阿五》的黃玉雪，在美國主流社會成名后，仍在她曾試圖逃離的唐人街的櫥窗里演示中國陶藝制作。伍慧明的《骨》的尼娜,把華人用來吃飯的筷子插在發髻里作為裝飾。不過，華裔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與賽義德勾畫出來的東方主義是不一樣的。華裔作家以西方價值尺度為標準，批評中國傳統文化，“其目的是為了在美國社會中為自己的族群建構出既有別于主流社會又能與主流社會平等共處的華裔族性，在東方主義的縫隙中開拓出自己族群的生存空間”。
　　3.包容開放的文化中國
　　文化的包容開放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尊重差異，承認文化的多元性；另一個是吸納融合他者的文化異質因素。北美華人作家作品描繪了一個具有文化包容開放性的中國。
　　多元文化的寫作是北美華人英語作家經常的創作主題。林語堂的《京華煙云》設置了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和平相處的中國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以便弘揚中國文化精神，表達出對流散異國中的異域文化的一種美好愿望，即希望多元文化的人們能夠和平相處。
　　有名的“趙湯之爭”———趙健秀斥責極負盛名的湯亭亭、譚恩美等人是“偽”華裔作家，指責他們篡改和歪曲中國文化以迎合白人口味。事實上，爭論的本質是，作品究竟是在迎合讀者的好奇心堆疊文化符碼，還是在美國文學中表達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精神”內涵。同時，湯亭亭、趙健秀等華裔作家對《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經典的引用與挪用，對岳飛、蔡琰、花木蘭等歷史、民間故事的改編和再創作，表明中國文化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和活力。中西文化從對立走向的溝通和融合是北美華人作家的美好愿望。譚恩美的《喜福會》中我同父親到中國大陸與失蹤多年的同父異母的一對雙胞胎姐姐相認時深深體驗到中國文化的兼收并蓄所顯示出來的活力和具備的走向全球性、吸引世界觀眾“眼球”的文化形態和內在趨勢。當夢想吃純粹中國式宴會“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雞、北京烤鴨……”時，父親拿起賓館房間里的菜單點了“漢堡包、炸薯條、蘋果派和冰激凌”之類的西式宴食。
　　以湯亭亭的《孫行者》（1987）和任碧蓮的《蒙娜在希望之鄉》（1996）等作品書寫了代表族裔身份的雜合與流動。《孫行者》中的華人文化對于第五代華裔的阿辛來說是一個和他族文化如意大利文化，黑人文化一樣的客觀存在。任碧蓮的《蒙娜在希望之鄉》中的年輕的蒙娜與周圍其他不同種族的年輕人一樣活得輕松，做猶太人還是做“中國人”自己有權選擇。這些都表達了華裔作家“色拉碗”或“文化馬賽克”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愿望。
　　伴隨著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日漸開放，華裔文學創作產生了相應的全球性寫作模式。這—類的作品可以以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的《月白的臉》(1996)、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2003)等為代表。前者以自傳的方式寫出了華人的流散文本———從馬來西亞的華人社區到印尼到新加坡，再到美國，構成一個世界范圍的華人文化圈，從世界的范圍，以更宏大的視野透視華人文化；后者將懷想文化中國與走進、回歸地理中國相結合，將中國大陸文化、港臺文化、東南亞華人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文化融合起來，形成一個彼此連接的文化圈，成為“世界主義”的文化中國。正如多元文化的概念從美國走向世界一樣，這些作者對華人文化的反映也從美國走向全球，與文化的全球化達到了“視域融合”。
　　北美華人作家通過手中的筆刻畫出了豐富多彩的中國形象，是他們回應主流文化的一種敘事策略和生存策略，解構并重構了主流社會對中國的刻版化、妖魔化，反映出北美華人作家從扭曲中國文化刻意迎合白人的趣味的“自我東方化”到“去自我東方化”而尋求平等的“多元化”或“全球化”的努力以及北美華人文學從邊緣進入主流的努力。中國形象的刻畫揭示了北美華人身處中西兩種文化、傳統與現代、自我與他者之間不斷發生的矛盾、沖突、和解和希望，以及他們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要想在美國的大熔爐中不斷鍛造出一個嶄新的、與過去的自我完全不同的自我，北美華人只有明確少數民族本身的文化身份，同時吸取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養分，才能永不迷失自我。多元文化的產物———北美華人文學給了我們了解和認識中西兩個世界、兩種文化的機會，是一座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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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用獨特的藝術視角詮釋出既有中國本土特色又融入西方文化的更全新的藝術體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