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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于琪在北京讀完大學，當時學校旁的房價只有9000多元一平方米;2010年這個數字就翻了一番，攀升至兩萬元;2012年更是暴漲至5萬元。說到這里，這個從廣西來的瘦弱姑娘喘了口大氣，“有一種這幾年工作的錢都白掙了的挫敗感”。
　 　2012年6月，于琪和當時還是男朋友的林慶決定買房。林慶是北京人，一直覺得買房這事需要和媳婦商量，所以在遇到于琪之前并沒有買房。這個單純的決定 淹沒在過去幾年北京瘋漲的樓市中。林慶有時也會想，如果早一點遇到于琪，早一點買房，置業之路是不是就不會像今天這樣艱辛。

從看二手房(房源、代理、租房)，到和中介打交道，最后到看新房、排號、選房、公積金貸款、商業貸款……每一步這兩個年輕人都走得跌跌撞撞。直到今年5月申請貸款的時候還出了一個小插曲。
　 　銀行規定收入證明不能是公積金和工資分開的兩張，但是林慶所在的外企有著極為嚴苛的人事制度，拒絕使用銀行提供的模板。林慶的稅后工資是12000 元，申請的貸款是每月還6800元，按照銀行規定，工資稅后收入必須是兩倍還款的數目，只憑工資的確不夠，但如果加上滿額繳存的公積金卻是綽綽有余。林慶 請求銀行給公司的HR(人力資源)發封郵件溝通一下，銀行批貸款的人說了句“這不是我的工作范圍”，就啪地一聲掛掉了電話，于是陷入僵局。于琪聽到這個消 息眼淚突然就嘩嘩地流下來了，她說不是因為恐懼，而是源于一種難以描述的無助。

最后兩人追加了首付，由70萬元升到100萬元。每個月還貸減少到5900多元，才算解決了貸款的難題。在這100萬元的首付里，林慶的父母出了 70萬元，剩下的30萬元是兩人工作以來攢下的錢，又向朋友借了幾萬元。“不過現在都還清了。”于琪和林慶一個月的收入有4萬元，遠高于去年公布的北京市 職工月平均工資5223元。高薪的代價是化妝品都無法遮蓋的黑眼圈。于琪的電子郵箱里每天都躺著數十封工作郵件，昨天，最早的一封來自凌晨4點。
　　即便是拼命工作，他們兩個也追不上瘋狂上漲的房價。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他們生活的關鍵詞就是“找房子”。他們在烈日下暴走，看著一個又一個“不靠譜”的房子，然后發現自己準備的首付越來越付不起真正的首付。

從 去年6月開始看房，到9月買到房子，他們原本看中的北京東邊的二手房價格已從28000元一平方米漲到了32000元一平方米。8月他們決定買新房。于琪 說，他們倆應該是最容易買到房子的那種人。林慶是北京人，有北京市戶口，工作7年以來社保和公積金完全沒有斷過，于琪雖然沒有北京市戶口，工作4 年，但社保和公積金也從沒斷過。“我們是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剛需，首套房，我們有相對來說比較充裕的首付，林慶甚至沒貸過款，我們買不到房子，那還有什么 人能買到啊?”
　　在找房的過程中，于琪幾近崩潰，她甚至開始變得迷信。她找同事算了星盤，第一次知道自己性格里還有無所畏懼的一面，憑著這點激勵，她在第一時間去排隊拿號。
　　最終他們放棄了華貿城，而國風美唐開了300多套房子，他們排到了1000多號。兩個人把一切希望都壓在萬科金域上。于琪為了排到號，開始認真思考起來。

他們去了萬科的 售樓處，不再像最初那樣盲目地看，于琪認真觀察了一下，發現售樓小姐都很忙，但是忙的程度不一，有些被十幾個客戶包圍著，有些被七八個圍著，他們沒有找那 個最忙的售樓小姐，而是找了一個客戶不是那么多的。在一旁安靜地等了許久，于琪表現出了極大的真誠和禮貌，說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堅定顯示了買房的決心，交 了定金開始等待排號。
　　在抽簽前一共來來回回去了3次售樓處交材料，于琪覺得，如果不是真心要買的人估計早折騰不起了。她想，售樓小姐當然希望 自己手里的人中簽最多，因為這關系到提成。于是，他們每次都很客氣，每次交材料都整理得整整齊齊，每次去都會跟售樓小姐交流心得。有一次，于琪看著對方的 眼睛說，“我真的很想買到這里的房子，因為我看二手房已經看了半年了，我不想再重復一次這個過程了，我不想再和中介打任何一次交道了。”

于琪和林慶動用了所有社會關系，甚至通過朋友聯系到一個負責銷售的老總，她發了短信表明自己是購房者很想買到房子。過了很久，老總回復：謝謝你喜歡我們的樓盤，希望你買到稱心如意的房子。
　　就在他們已經用盡渾身解數，筋疲力盡的時候，好消息傳來，樓盤開盤，他們排到了100多號，這意味著肯定能買到房子。于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誠意打動了誰，她管不了那么多，迅速投身選房的大業。
　　于琪做了一個excel表格，把大概300多套90平方米以下、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都輸入進去，然后按照單價、價格、朝向、戶型做了排列和打分，而且實地對照了沙盤算出了遮擋和光照時間，排出了序列。
　　選房當天，這個表格還真派上了用場。在一間大屋子里，選房者坐在下面，像學生一樣注視著眼前貼滿房間號的黑板，已經選走的房間號一個一個被貼上，于琪同時將自己手中表格上的房間號劃掉。最后他們以每平方米24000元的價格買了一套89平方米的房子。

簽約的時候，他們拿著七八張銀行卡，還有信用卡來交款。林慶的額頭滲出了好多的汗水，刷卡的時候手都在抖，“那幾十萬幾十萬的刷出去，感覺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而換到他們手里的，不過就是輕飄飄的幾張打印出來的合同紙。
　 　在去選房的前一天，于琪和林慶發生了決定買房以來最大的爭吵。直到凌晨3點，他們還在為是買89平方米還是買115平方米的房子爭論不止。早上6點多起 床去選房，一路上兩個人都冷著臉，簽字時仍在猶豫。“當時有個大姐說，我要是你們就選89平方米的。”這一句話替他們做了決定。
　　最終辦完了所 有手續，在開車回家的路上，于琪突然忍不住流淚，在等一個紅燈的路口，她開始放聲大哭。在回家以后，林慶一個人躲在臥室里很久很久，直到沉沉睡去。睡醒之 后他跟于琪說，他要好好工作，好好掙錢，他說自己的夢想就是趕快把貸款還了，給她更好的生活，讓她繼續自己的夢想。
　　一直想做編劇的于琪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她說現在的社會和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很像，經濟在極速繁榮著，問題也在逐漸滋長。在小說中，蓋茨比的夢中情人黛西是個滿眼物質的女人，于琪對此嗤之以鼻。“但對于女人來說，房子就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安全感。”如果林慶不是北京人、買不起房子，于琪說她仍有勇氣嫁給他，“大不了離開北京。”她盯著眼前的咖啡，決絕地說。

為什么越等房價越高，是不是該聽中介的話
　　兩代人為一套房
　　李舒說他代表了一個群體。這群人為買房忙得暈頭轉向，拿著父輩的錢，隨著政策調控樓市的踟躕，等最終晃過神來，房價已經翻了番。
　　李舒剛剛在北京工作一年，在這一年里，父親從河北老家跑來北京六七次，專門為兒子看房子。李父說：“作為父親，給兒子買個房子，就算完成了任務。”
　 　每一次看房之旅都同時見證了房價的攀升。當中介勸李父“趕緊買，房價還得漲”時，他覺得是在“忽悠”騙錢。“政策調控決心那么大，我當時相信房價是會降 的。”一年過去，當初看好的二手房(房源、代理、租房)價錢已經從每平方米27000元漲到了37000元。李父有點懵，“感覺被耍了，還不如早聽中介的 話。”
　　自2009年12月，政府開始調控樓市， 相繼出臺了“國十一條”、“國十條”、“9·29新政”，“新國八條”，以及今年2月的“國五條”。在某地產租賃服務平臺上，2009年北京的二手房平均 交易價格走勢圖以近乎垂直的直線上升到每平方米20000元，在經歷一段相對平穩的增長后，如今這條曲線已經到達38000元的高點。

去年，李父在老家相繼賣掉了一套110平方米和50平方米的房子，一共賣了150萬元，本來打算拿這些錢給李舒在北京買房子，但父子二人總覺得政策出臺后 房價會降，這一等，一年過去，北京的房子每平方米又漲了一萬元，原來的150萬元已經不夠，“相當于我丟了一套房子。”李父不免懊悔。
　　 1996年，李父曾在北京十里堡進修過，附近的房價是每平方米3000元。雖然工資每月只有300元，但李父覺得在當時，房子從來不是阻擋年輕人留在北京 的障礙。“有了正式的工作，單位還會分房。”銀行貸款也比現在容易很多，“沒有那么多限制條件，當時鼓勵貸款，你不想貸，銀行還會做你的思想工作。”
　　當這座城市裝不下這些人的買房夢時
　　在北京賺錢 回家鄉買房
　　仍有許多人羨慕于琪和林慶，畢竟他們在北京有了屬于自己的房子。還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生活在這座城市，但這里裝不下他們買房的夢想。
　　三張掛著粉床簾的上下鋪，貼有花花綠綠海報的墻面，擺滿瓶瓶罐罐化妝品的桌子，暖氣片上，一叢枝蔓嫩綠的盆栽正好勉強擋住一塊漆皮脫落的墻面，布藝衣柜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擠滿了屋子。這是北京一家高校后勤女員工的宿舍，藏在食堂樓上。食堂背后的露天樓梯是通往那里的唯一入口。整個樓層有十多個房間，共用一個衛生間、洗衣機和開水爐，外面有一個晾衣服的天臺，旁邊就是一個小型密閉垃圾站。
　 　27歲的羅珍和五個來自天南海北的姑娘蝸居在這里。記者前去探訪時正趕上羅珍的丈夫來宿舍看望她。去年羅珍跟著來京讀研的丈夫離開河南老家，在附近高校 當食堂服務生“陪讀”。夫妻倆所在的高校隔一條馬路相望。為了省下租房子的錢，他們一個住在職工集體宿舍，一個住在學生宿舍。“一個月就掙3000塊錢， 要是租房子的話就全花光了，更別提買房的事兒了。”羅珍說。
　　盡管即將拿到理工科名校的碩士文憑，但一臉書生氣的羅珍的先生對房子和未來還是充滿了擔憂：“還有半年畢業，現在就業形勢不是很好，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樣的工作。在北京買房不太現實，可能還是會回老家發展。不確定的因素比較多，打算定下工作之后再考慮買房子的問題。”
　　有這樣想法的年輕人不在少數。“還不知道在哪兒安家呢，所以暫時沒考慮買房子的問題。”一些剛剛出來闖蕩的年輕人對于買房問題選擇了暫時的擱置和逃避。

雖然夢想中的獨立空間還遙遙無期，但這并不妨礙羅珍偶爾暢想以后的生活：“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好好裝修一下。”
　　“跟這些年輕人談房子的事兒，正戳到他們痛處啊。”一位年長的美發店老板說。這些年輕人從家鄉來到北京打拼，沒有光鮮體面的工作和旱澇保收的待遇，也許，他們最大的滿足便是在北京賺到足夠的錢回家鄉買套房子。
　 　只能容下一人的書店過道里，陳晨正彎腰幫顧客從地上的書堆中找書，并不斷向這位新顧客推薦會員卡。陳晨是一家主營高校教材教輔的小型連鎖書店店長，收入 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績效。離高校開學還有半個多月，她便開始向每一位提前購置開學教材的學生詢問所在學院、所學課程、所需教材以及學院人數，以便提前準備好 充足的存貨。
　　陳晨今年26歲，已經有小孩的她至今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她去年從河北邯鄲老家來到北京淘金。“工作上的熱情很大一部分來自買房 子的愿望，現在每個月差不多能存2000塊錢，我準備五年之內在老家買一套至少100平方米的房子。”陳晨給自己定下了目標。她坦言，選擇這份工作的一個 重要原因是公司提供住宿，不用額外花錢租房子。陳晨的丈夫和四歲的孩子目前和父母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我當然很希望能把老公和孩子接到北京一起住，不過 這樣的話就得租房子，離買房就又遠了一點。”陳晨說。
　　陳晨有點后悔在房價大漲之前沒有考慮買房大業，“那時太年輕了，沒想那么長遠。不過后悔也沒用，已經回不去了，還不如現在抓緊努力奮斗呢。”
　　陳晨很關心房價，每次打電話回家必問。房價一點點地漲著，心里不免有點著急，但她還是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們老家的房價上漲不是很快，房價漲，收入也在漲嘛，我覺得我的收入差不多能跟得上房價。”
　　張庭跟陳晨有著相似的想法。“在北京買房子?我連想都不敢想。”張庭今年三月在重慶墊江老家的縣城買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總價50 萬元的期房，首付30%，未來10年每月要還4000元的貸款。20歲離開家鄉，從普通服務生做起，今年24歲的張庭已經是一家經濟型快捷酒店的大堂經理， 工資也從4000元漲到7000元。去年有了女朋友后，他和家人開始考慮買房結婚的事情。因為工作忙，張庭把看房的重任交給了老家的父母。“沒有花父母的 錢，15萬元的首付都是我自己交的。”說到這兒，小伙子的聲音明顯高了。“不過以后還貸款可能還得讓父母幫幫忙，4000塊錢的貸款確實有一定壓力。”

“按揭像個黑洞，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樂趣和享受都掉進去”
　　買與不買之外有沒有第三種選擇
　　除了斬釘截鐵決定要在北京買房和下定決心回老家置業的年輕人之外，還有一些人有新的選擇。
　　馮艾碩士畢業后留校從事行政工作已經兩年。短發、套裝、個子不高，眼神堅定。她的辦公室有一面碩大的落地窗，從這里望去，能看到西北三環早已不再嶄新的商品樓，而它的價格是每平方米三四萬元。這個數字對于馮艾來說，相當于一年薪水減去花銷的全部結余。
　 　馮艾說她自己比較“決斷”，當得知學校即將在通州建新校區時，她當機立斷在靠近通州的河北省境內買了套80平方米的房子。當時的價格是每平方米 6000元，時隔一年，現在已漲到9000元。馮艾覺得，6000元的房價和當時在湖北老家縣城的價格差不多，“這個價格還不算太瘋狂，并且有可能在附近 工作。”沒有經過多少猶豫，馮艾就在母親的幫助下買了這套河北境內的房子，從這里開車到馮艾的學校需要3個小時。
　　馮艾從不認為自己是“有房一族”。不僅因為買房子的錢大多來源于父母，而且如果自己工作沒有調動的話，新房離單位太遠。她更多地將這套房子看做一種投資。
　　短短幾年的時間，馮艾的同事就迅速劃分為“有房階層”和“無房階層”。社會學專業出身的她有些不解，“我們說社會分層是可以跨越的，但在房子這件事上，似乎難以跨越。”對于年輕人和他們背后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房子就是一座無法翻越的大山。
　 　在這座“大山”面前，毛峰決定繞道而行。2011年，毛峰從北京一所“985”高校畢業，堅持著不買房的觀點。在一家中央媒體人力資源部門供職的他，暫 時居住在單位分配的周轉宿舍里。“60平方米兩居室，我和另一個同事一人一間，設施齊全”，付給單位的“房租”是每月300元。然而，這一福利的期限是三 年。明年開始，他也要同大多數人一樣，過上在外租房的生活。
　　毛峰還沒有女朋友，“從沒考慮過結婚的問題”。他說，即便每月要付幾千元的租金，也不會考慮買房子。在他畢業那年，五環內的房價就已經漲到3萬多元一平方米，“我覺得以我的收入不可能買得起房子，從此不再想這事，也不焦慮了

“買不買房，歸根結底還是錢的問題。幾十萬元握在手里，才有可能考慮買房。我要是能拿出1000萬元，肯定不會對買房的事這么抵觸。但除了父母贊助，年輕 人哪兒來這么多錢?”他的圈子里，父母代付首付的現象挺普遍。毛峰卻說，基于家庭的經濟能力，他不會接受這種做法。“我也不羨慕用家里的錢買上房子的人， 只有用自己掙的錢買了房子，才有成就感。”
　　對于已經付過首付、擁有住房的年輕人，上千元的月供亦不是小數目。毛峰不止一次地在微博上批評“銀行和地產商一道，吞噬著年輕人的生活質量”。“按揭像個黑洞，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樂趣和享受都掉進去”。沒有房貸的負擔，他本人是各種聚會的常客，還不時買票觀看現場演出，或是聽上幾場音樂會，“日子過得很滋潤”。
　　雖然拒絕買房，但和很多年輕人一樣，毛峰有一套自己的房價理論。“剛性需求根本就不是房價漲得這么離譜的原因。我不愿花那么多錢買一件這么不值的商品。房價早晚會跌回本來的價值上，在此之前的購房者都在玩 搏傻 游戲，等待比自己傻的人來接盤。”
　　在北京商品住房均價每平方米還未到一萬元的2005年，人們和今天一樣討論著房價的水分和房價下跌的可能性。然而，房價在短短幾年內不斷翻番，這令當初堅持“理性”、不置業的人們始料未及。連毛峰都不得不承認，“早知道房價會漲成這樣，當年換作是誰都會去買，誰不買誰后悔”。但毛峰堅稱“今不比昔”，在他看來，瘋漲已是明日黃花，不會再出現了。
　　毛峰坦言，“不買房”的選擇確實不是主流。他畢業留在北京的同學們，大都把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視作必須。他的家人也說，既然在北京工作，還是應該在合適的時候置一處房子。“近幾年肯定繼續租住，至于今后買不買房，還得看情況。房價不可能永遠這么高，等跌下來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