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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明的歷史與世界各大文明相比，雖然短，至今近四百年。但是，這個年輕的文明所創造的奇跡，引世人矚目的歷史，自法國人托克維爾寫的《美國的民主》開始算起，已有一百七八十年了。那時托克維爾曾說：“新英格蘭的文明，像高地燃起的大火……用它的光輝照亮了遙遠的天邊。”換句話說，美國文明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是世人眼里的一個謎。

從那時起，世界上很多政治家、思想家、社會學家和各界精英都想揭開美國文明之謎。很多了解美洲殖民史的人，聯想到早在英國移民之前一百多年，西班牙就已從中美洲楔入向南部美洲擴展，進行了大規模的殖民。在英國這批北美移民的同時或稍后，赴北美殖民的還有法國和荷蘭。為什么只有英國的一批移民創造出了西方的另一種文明？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曾經被視為神話。

有一幅描繪美國立國向西部開拓的油畫。畫面上，移民的人流有徒步的，有騎馬的，有駕馬車的，有趕牛的，匆匆行進。在人流的上空，一位美麗的女神手持《圣經》，臂挽電線圈，一路鋪電線引導。其主題由該畫所標的題目點出：“顯然天命。”這種說法，給美國文明罩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有意思的是，“五月花號”木帆船也充滿了神秘色彩。雖然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它，但由于歷史久遠，至多知道一個輪廓。這艘船的歷史也有許多可稱為謎的問題：譬如，這批被美國人圣化了的“五月花號”先民，究竟多少人？中國人寫的《美國文明》說是一百零一人；美國人希爾頓在長篇紀實《五月花號》中說是一百零二人；法國托克維爾說這批人有一百五十人。除了“五月花號”乘客人數之謎外，關于這艘船本身也存在疑問：它沒有留下任何圖片，造船圖紙沒有存檔。最重要的是，“五月花號”出港地普利茅斯港，1620年的紀錄有三艘同名的船。因此，弄不清哪艘“五月花號”是“裝載著美國，美國文明”的船。再就是，連那份美國早期史上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究竟是在航行期間簽訂的，還是到達北美時簽訂的，也存在爭議。甚至連“五月花號公約”這個公約是否叫公約也存在疑問。有人說，當初這份文件被稱為“協會合同”。不過，如此種種學者們爭論的問題，絲毫不能影響“五月花號”在美國歷史、美國文明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影響人們對“五月花號”的崇敬。

早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1831年，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訪問美國時已看到，“五月花號”乘客上岸踩踏的第一塊石頭，已經成為美國的崇拜物。它的碎塊被美國很多城鎮精心保存。托克維爾說：“這是一塊曾被一些苦命人的雙腳踏過片刻的石頭，這塊石頭應當名垂不朽，它在吸引一個偉大民族留念。人們敬仰它的碎塊，在離它遙遠的地方保存著從它身上敲下來的小塊。有多少高樓大廈用這些小塊做了基石，誰不對它們表示崇敬呢？”

我們可以想象，“五月花號”靠岸，乘客們踩踏過的一塊石頭都如此神圣，那么事件本身必定非同尋常。

一、“五月花號”事件發生的背景與經過

討論“五月花號”，先談談事件發生的背景，不僅很有必要，而且很有意義。它可以讓我們看清事件的本質，了解人類歷史上的專制、暴政的荒謬及其對渴望自由的人類精神的無奈。這不僅是北美移民昭示天下的真理，它也證明了這個星球上人類渴望自由的力量。

“五月花號”事件發生的背景簡略說分兩個方面，一個是精神方面的，即發生于十六世紀初的宗教改革。它由德國神學博士、神父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發難。這一天，路德神父在維登堡教堂張貼反對羅馬教廷和教皇的《九十五條論綱》，引發了一場震撼整個歐洲的宗教革命。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是要廢除宗教，而是要改革基督教。他認為，人類靠信仰得救，這叫做“因信稱義”。根據這一原則，信徒不需要在與上帝之間有個教皇，也不需要那么多儀式，更不需要買贖罪符。這樣，教士也沒理由享受特權，所有信徒平等。他提出世俗權力歸君主，因為“君權是上帝委派”。這種主張顯然表達了資產階級要求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愿望。根據馬丁·路德的宗教觀建立的教會被稱為新教。

在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的同時，另一個宗教改革的中心在瑞士出現。其領導人物為烏爾利希·慈溫利。此人宣傳宗教改革的思想，在時間上不晚于馬丁·路德，觀點比路德更激進。但是，他去世早，身后名聲不如路德大。慈溫利原是瑞士天主教會的神父。他1516年開始宣傳宗教改革思想，1519年在蘇黎世大教堂傳教，反對教皇在瑞士出售贖罪券。1522年慈溫利與教皇公開決裂。1523年至1524年1月，他三次參加蘇黎世宗教問題大辯論，獲得蘇黎世州政府的支持。慈溫利反對依賴君主、諸侯，反對天主教的教階制、偶像崇拜、繁文縟節，要求解散修道院。他主張的新教會實行共和制。1531年，慈溫利在與天主教支持的奧地利政府軍作戰中陣亡。在慈溫利死后不久，有一個名叫約翰·加爾文的法國新教徒，因受法國政府迫害流亡到瑞士。1536年，加爾文發表《基督教信仰典范》。加爾文與路德一樣，主張“信仰得救”，建立清廉的教會。但他與慈溫利一樣，比路德更激進，主張按共和制的原則建立教會。他用五年時間的努力成為日內瓦教會的領袖，把日內瓦變成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在日內瓦，加爾文實行嚴厲的統治。在取消一切浮華宗教儀式的同時，取締了賭博，也禁止所有的文藝娛樂活動，乃至思想自由。因此，曾引發一場卡斯特利奧反抗加爾文的悲壯斗爭。關于這一事件，著名作家斯·茨威格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叫《異端的權利》，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宗教寬容、思想寬容問題。不過，加爾文的新教思想推動了尼德蘭革命，促成了世界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荷蘭共和國的誕生。我花一些時間來介紹宗教改革，主要因為包括美國文明在內的西方近代文明，受宗教改革出現的新教思想影響很大。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曾為此專門寫過一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歐洲宗教改革思潮傳入英國，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與羅馬教皇的矛盾，而接受新教思想實行宗教改革。在歐洲，德國、瑞士等國的宗教改革是自下而上推行的。而英國，由于國王與教皇的沖突，使得英國的宗教改革由國家自上而下推行。1533年，英王下令與羅馬教廷決裂，禁止英國教會向羅馬納年貢。1534年，英國國會通過“至尊法案”，宣布英王為英國教會最高首腦，將任命教會教職、召集宗教會議的權力轉歸國王，又把宗教法庭改為國王法庭。改革后的宗教稱為英國國教，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度、儀式和重要教義。自亨利八世至愛德華六世統治期間的二十年，由于后來加爾文教的影響，英國國教與天主教更加疏遠。但是，繼愛德華六世之后上臺的瑪麗女五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曾嫁給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即位后奉行親西班牙政策，恢復天主教，迫害新教徒。她掌權五年，燒死三百多個宗教“異端”。等到瑪麗女王下臺，伊麗莎白女王上臺重申宗教改革時，國內已經形成崇奉加爾文教要求徹底改革國教的清教派。英國歷史上所謂的“清教徒”，是指要求徹底清除國教中天主教殘余的加爾文教徒。這批人至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也即“五月花號”事件發生前夕分成兩派：一派是溫和派，稱長老會派，主張在英國建立加爾文教那樣的教會，由長老會管理教會；另一派為更激進的獨立派，他們反對教會隸屬于國家，要求各教區的教會完全獨立，信徒自治管理。“五月花號”中的清教徒主要屬于后一派。這一派的自治管理理念，在移民北美后，對英屬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發展有重大影響。由于清教徒改革國教的主張，否定英王對宗教的掌控權，與英國國王相抵觸，所以即使與羅馬教廷有沖突的伊麗莎白女王及其后的英國國王，也都對清教徒實行高壓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清教徒們一則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另則為了躲避國內鎮壓，紛紛潛逃出境。因為當年荷蘭是加爾文教占上風的國家，英國清教徒在出逃北美前，首選地一般都是荷蘭。“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就曾在1607—1608年期間，從英國諾丁漢郡逃往荷蘭，在荷蘭生活了十一二年。后來這些人才從荷蘭潛回英國普利茅斯，再從普利茅斯乘“五月花號”移民北美的。其間的曲折可謂一言難盡。這是“五月花號”事件政治、思想、精神層面的背景。

另一方面，與“五月花號”事件相關聯的是空間方面的背景。所謂空間背景，是指“五月花號”乘客出逃的空間條件。空間條件，指逃跑者可以逃跑的地方。如果沒有哥倫布于1492—1493年發現新大陸，以及此后一百多年的歐洲向美洲移民，“五月花號”是不可能選擇北美作為逃亡地的。正是美洲大陸的發現，為“五月花號”以及其他清教徒堅持自己信仰，躲避宗教迫害，實現自己建設“上帝之城”的夢想提供了實踐空間。

前面提到“五月花號”的種種爭議，但是，有一點是不爭的事實，即歷史上確實發生過這件事。按一般記載，這件事發生在1620年9月6日—11月9日（另說：9月16日—11月19日），一艘名叫“五月花號”的木帆船，載著一百零一名英國移民從英國普利茅斯出發，橫渡大西洋，駛往北美洲今天的馬薩諸塞灣。從有關史料看，這批移民以受迫害的英國清教徒為主。這些清教徒屬于一個叫萊登彌撒團的成員，后來被稱為朝圣者。他們約占“五月花號”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二。這部分人去北美的目的很明確，是要實現清教徒的理想，建設一個理想國，一個沒有君主專制、沒有腐敗的民治共同體。此外，還有一部分契約奴。契約奴，指無錢前往北美，與一些英國的公司或商人簽立契約的人。這些人有窮人或落魄貴族想到北美發財的，也有逃犯。他們簽立契約后，由公司或商人為他們支付從英國到北美的旅費，有的還提供途中和抵達目的地一段時間的花銷。契約奴抵達目的地后在四至七年內用勞動償還。在此期間內，契約奴可以被買賣。“五月花號”上的這些人經過六十五天的驚濤駭浪，在海上航行三千英里，抵達北美洲后來被稱為科德角的海灣。11月的北半球寒風凜冽。想想這些人為了自由、為了信仰竟然義無反顧地拋棄文明世界，投身荒野，踏上荒無人煙、一無所有的海灘，其悲壯的情景不僅是歐美歷史上的驕傲，也應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的驕傲。那是人類反抗君主專制、爭取信仰自由的壯麗篇章。

二、以“五月花號”為代表的北美移民的創新

談起美國早期史，特別是北美早期移民史，人們談得最多的，關注點最集中的，常常是移民們在艱苦卓絕的拓荒中表現的英雄氣概和奮斗歷史。這方面自然應該緬懷、暢想。但是，更應關注北美移民在新環境中的創新思想與行為。自從西方發現美洲后，當時主要的西方國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英國都向美洲移民。殖民的范圍遍布南美、中美、北美。在美洲，殖民最早的西班牙、葡萄牙要比英國殖民早將近一個世紀。為什么只有英國的北美移民創造出了美國文明，而其他西方國家在中、南美的殖民卻沒能做到呢？討論這個問題，有助于思考人類的文明傳統與創新，創新行為與其生存環境，以及創新過程中的博弈、選擇、矯正、演進等問題。

1620年11月，乘坐“五月花號”抵達北美的英國移民，在船上簽署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的名稱乃至事件的過程（比如，是在航行途中議定的還是到達北美后議定后）存在爭議，但是“五月花號”乘客簽署了一份文件，這是事實。其實，文件本身的內容比它叫協議還是公約更重要。它是人類歷史上，首次由全體成員依自己意愿，簽署并付諸實踐的民治政體或可稱為自治政治組織的文件。該文件全文如下：

以上帝的名義，阿門。我們這些簽署人是蒙上帝福祐的大不列顛、法蘭西和愛爾蘭的國王，捍衛我們信仰的君主詹姆斯的子民。

為了弘揚上帝的光榮、推廣基督教義以及弘揚我們君主和祖國的榮譽，我們經歷了一次遠航，計劃在弗吉尼亞北部建立第一個殖民定居點，我們所有人在此莊嚴地聚集在上帝的面前，為了更好地維持公共秩序、保持和發展上述目的，簽立盟誓，將我們自己歸入一個民治政體，在這種精神指引下，每隔一段時間，頒布、制定和規劃這些公平和平等的法律、政令、法規、憲法以及行政機關，這是最符合定居點大眾福祉的手段：我們都起誓完全尊重和服從這些法律、政令、法規、憲法以及行政機關。有見證人在場，我們在公元后1620年，我們的君主，大不列顛、法蘭西和愛爾蘭的國王詹姆斯王朝十八年，蘇格蘭五十四年，11月11日于鱈魚角簽訂此約。

這份文件對移民點社會福利的公正原則，頒布法令、規章、條例及委任行政官吏等進行了約定。“五月花號”公約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完全在于它提出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的得以實踐了什么。這后一點，是它區別于空想的理想國及其創新程度的關鍵。“五月花號”移民們簽署了這份文件后，依據約定，在踏上荒無人煙的海岸前推選了管理群體的總督。從歷史上看，總督一般由君主委任，授予委任書行使委任權，而“五月花號”的朝圣者們的總督則是平民推舉的。前者是君主的代理，行使的是君權；后者受平民委托，行使平民集體意志賦予的公共權力。這個總督就是創新。再進一步考察，這個總督官職的創新，不僅對君主制而言如此，即使對加爾文教也如此。加爾文教主張的共和制，是以信徒推選的長老執行管理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無平等可言。而“五月花號”移民推舉的總督是沒有特權的。“五月花號”移民在上岸建立定居點后能夠實行這一點，除了公約規定的原則約束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所有人的身份都平等，每一個成員都沒有可以特殊的條件，比如財產、貧富、地位、名譽等等，大家都一樣。有差別的男女或是不是萊頓彌撒團成員，都已不能成為不平等的條件。這一點，不論在普利茅斯之先還是之后的北美移民點，都是難以做到的。

其次，就是宗教寬容。在十六世紀興起的宗教改革之后出現的新教，都曾受到羅馬天主教會的迫害。但是，這些受迫害者一旦形成勢力成為主宰，很少不實行專制的。加爾文在日內瓦，英國國王在宗教改革后的英國，都對不同信仰的“異端”實行迫害。這一點，在“五月花號”創建的普利茅斯比較罕見。這是因為普利茅斯的先民不是清一色的清教徒，而且在后來吸納新成員時，也未把宗教信仰作為一個條件。這種情況使得勞動力緊缺的普利茅斯，不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采取排斥、擠壓的政策。比如，“五月花號”成員定居四年后，一個新到定居點的牧師在為一個新生兒施洗禮時，劃了一個英國國教式的十字。這一舉動雖然引起了在場清教徒們很大不滿，但大家對他沒采取什么行動。普利茅斯1623年即三年后有一百八十人，三十二所住房，有一些牛、羊，更多的是豬和家禽，財產總值五百英鎊。1642年還清赴北美的全部債務。1643年，也即移民點建立二十三年后，普利茅斯出現了酗酒、性犯罪和變態行為等清教徒不能容忍的問題，全體成員除了“長時間爭論”之外，也是不了了之。這種不論是出于無奈還是自愿采取的宗教寬容，都不是當時歐洲文明的傳統。

再其次，就是一些移民社會的某種程度的政教分離。這一點，1630年移民馬薩諸塞波士頓附近的清教徒做得比較好。這批移民也是清教徒，但沒有“五月花號”清教徒那么激進，但也躲不過英王迫害。他們出逃北美比“五月花號”人更多，更有組織準備。其領袖人物叫溫斯羅普，是一個富裕的律師兼地主。而支持他們移民的公司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個清教徒擁有的公司。由于這種背景，波士頓移民準備工作做得好，最初的創業期也比普利茅斯順利。這伙人在移居點成立了“清教共和國”。為了有別于羅馬天主教，他們不主張教會擁有世俗權力，實行政教分離。但他們要求宗教應對政治施加影響。他們堅持只有教會會員才能具有議會議員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英國移民北美的清教徒中，真正主張政教分離并能付之實踐的，是創建羅德島移民點的羅杰·威廉姆斯。他是個傳教士，最初移民波士頓，在波士頓清教徒創辦的劍橋學校任教。后因主張絕對政教分諏而被開除。羅杰一氣之下帶領擁護他的一批移民于1938年開拓羅德島。由于羅杰不承認英王對北美的土地所有權，他向印第安人買得羅得島地區實施移民。他像“五月花號”一樣簽署公約，建立政教分離的羅德島自治共同體。該島后來成為英屬北美殖民地最早獨立的十三州之一。

三、“五月花號”為代表的北美移民能夠創建新文明的原因

自英國移民至美國獨立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里，這些創新通過移民點與移民點的交流、溝通、激勵、互動，后來演變為美國精神。北美移民能夠獲得創新文明的成功，有很多復雜的因素參與了作用，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有：

（一）移民群體對舊文明、舊體制的腐敗現象，有深刻的認識和否定的渴望，同時，又有改革舊文明、制度的理想。在美國歷史上起決定性影響的，是早期移民北美后來在美國東北部形成的十一州。這些州主要由我們前面所說的包括“五月花號”移民在內的人員構成。這一地區清教勢力強大，擁有掌控移民點發展方向的權力。由于這個群體對歐洲傳統，特別是英國君主制既有深切的感受，又有深刻的認識，否定什么需要什么十分清楚。加之，因受舊傳統制度的迫害，否定舊傳統、舊制度中的腐敗成分態度堅決，實現自己理想的渴望十分強烈。這才能產生改革、創新的強烈沖動。歷史上，“五月花號”一百零一人踏上北美海灘后，一個冬天死了一半人，當“五月花號”啟程返航，那些受盡苦難還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想要跟船回去的。這很能說明，移民們對自己曾經生活其間的文明、制度絕決的堅定程度。這些人目標明確，要建立共和制，要自由、平等的生活。盡管實現這個目標，還要費盡周折，但是他們堅定不移。

（二）移民群體的創新行為，既有外部適度的異種壓力，又無內部消耗性的沖突。北美移民創新文明能夠獲得成功，與外部存在適度的異種壓力，有很大關系。所謂外部適度的異種壓力，是指移居北美的群體不僅存在外部的生存壓力（比如，惡劣的環境及與印第安人爭奪生存空間的沖突等等），而且這種壓力與移民們曾生存和自身具有的文明傳統不屬同種文明。這種外部的異種壓力對移民群體形成緊張，使群體在內部矛盾時不致解體，但同時內部矛盾又不得太強到消耗群體生存發展的能力，這就要適度。北美移民的這種存在狀況與南美的歐洲移民相比時，凸現得十分明顯。以西班牙在南美移民為例，西班牙采取的是在殖民地直接建立政府，使殖民地的行政管理與西班牙本土基本一致；西班牙崇奉天主教，設立宗教裁判所，他們在南美也成立宗教裁判所，用來對付反對天主教的異教徒。在北美清教徒以自治的形式發展多元社會的一個多世紀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在南美統治了三百年。殘酷的暴力壓制了一切宗教的、政治的新思想、新創造。相對比之下，英國對殖民地采取授權領地自治所提供的外部條件，使移民免遭傳統文明的高壓，使傳統只能作為創新的材料和經驗，而不是制約創新的外力。

（三）多種移民群體在適度異種壓力下的聯合、博弈與妥協，培育了多元文化及其運行機制。在北美每一個移民點都受到外部的異種壓力，而當外部異種壓力大于一個點的承受能力時，便迫使移民點與移民點之間的聯合。在這種情況下，迫于生存的需要，點和點之間便會降低宗教信仰、政治原則的要求，而以一種寬容與對方相處。寬容便由此產生。在美國獨立前，清教徒的勢力比較強的新英格蘭各州自治、平等很突出，而弗吉尼亞是早于普利茅斯的詹姆斯頓發展而來。詹姆斯頓是由私人股份公司開發，統治權屬英王，其統治方式受英國影響很大。它講究等級，以英國鄉紳的方式管理移民社會，以恩人的態度與人相處。若無外部壓力，清教徒們一般不會與其來往。但迫于抵抗外部威脅需要的聯合，無權干涉移民點內部的事務，這樣就事實上承認多元思想、信仰的存在。由于前面所說的原因，移民之間不存在可以享受特殊的理由。因此，除了集體授權之外，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大而言之，點和點之間也不存在思想上、行政上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因而也是平等的。這樣，在聯合行動中涉及利益關系時，只能談判、協商，而談判是一種博弈。由于每一個移民點都需要聯合，談判就不能實行你死我活的零和原則。這樣，在沒有其他權威干涉下，經過一百多年的聯合、博弈、協調、妥協，北美移民形成了平等、寬容、協調、妥協的種種文明心態；社會形成了相同的博弈機制。因此，鑄造了多元的新文明的宗教精神與自由意識。

（四）多元移民群聯合體在成型期遭遇外部強力打擊，促成新文明的定型。英國向北美移民在1630年掀起高潮，至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十年間約有兩萬人移居馬薩諸塞的波士頓附近。其中，絕大多數是清教徒。其領袖人物叫溫斯羅普。馬薩諸塞是英國在北美移民的最普通的一種，即國王頒發皇家特許狀，允許一個人或一個公司在北美創立一個殖民地；第二種是國王任命一名總督代理他在北美治理一塊殖民地；第三種方式是授予一定數量的移民，以自治的方式前往北美開拓殖民地。這第三種方式，只在美國現在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實行過。新英格蘭包括康涅狄格、羅德島、馬薩諸塞、佛蒙特、新罕布什爾、緬因六州，位于赫德森河以東。這塊地方包括普利茅斯、馬薩諸塞。當英國移民在北美基本立足后的一百余年里，大英帝國卻發生了一系列大事件：1642—1648年爆發內戰，查理一世國王被處決。隨后，便是國內持續動蕩，王朝復辟，國會與國王較量，“光榮革命”，圈地運動等等。與此同時，對外戰爭連連：與荷蘭爭奪海洋霸權；與西班牙交戰，打垮“無敵艦隊”；與法國爭奪歐洲霸權，進行七年戰爭，爭奪法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直到英王喬治三世上臺，才開始關注北美殖民地。這時的新英格蘭各移民點，像“五月花號”那樣簽署公約的（如紐黑文的移民在1637年，羅德島在1638年，康涅狄格于1639年，普羅維登斯于1940年，都已簽署了公約），已有一百四五十年。上述地區在喬治三世關注前一百年左右，都已自己建立了鄉鎮的政府。不僅如此，因為種種原因，點與點之間的聯系，已經構成了點層之上的代表議會等機構。其中，由詹姆斯頓發展起來的弗吉尼亞，甚至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治政府。這種由移民自治管理的殖民地，依賴大英帝國的程度極低。而喬治三世卻想用統治其他海外殖民地的方法進行管理，要求北美移民納稅，頒布諸如禁墾令之類的政令，控制移民自治體的對外貿易，限制移民代表參與英國國會的權利。所有這些君主治理臣民的理念和方法，不能不與北美移民已經形成的理念和原則發生沖突。矛盾和沖突促使北美殖民地的代表相聚紐約，討論聯合行動。經過大陸會議，發布《獨立宣言》，開展獨立戰爭，召開制憲會議，舉行全國大選，一個獨立的與全世界君主制相對立的新型共和國從此誕生。

從“五月花號”抵達北美，到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結成政治實體獨立，歷史行進了近一個半世紀。在這近一百五十年的歲月里，盡管北美殖民地的成員中不乏投機家企圖利用契約奴的勞動，建立封建貴族的等級社會，但是，這種企圖始終為清教徒們所抵制。馬克斯·韋伯在他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在北美殖民地，投機家企圖利用契約奴仆的勞動建立種植園以過上封建貴族的生活的愿望，與清教徒們明確的中產階級世界觀形成鮮明的對照，貫穿了北美殖民地的早期歷史。在清教所影響的范圍內，在任何情況下清教的世界觀都有利于一種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發展（這點當然比僅僅鼓勵資本積累重要得多）。它在這種生活的發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終一致的影響。”

清教在北美早期殖民過程中，生發出的一種英雄主義精神和包容矛盾世界的理念，成為新國家——美國文明的內核。自然，此后新國家的文明還須經歷曲折的考驗，如第二次對英戰爭（1812年），南北戰爭（1861年）。但是，它已有自身的個性，其內核是宗教精神和自由意識，其表現為多元、平等、開放和寬容。